吴孟超，我国肝胆外科创始人、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第二军医大学东方肝胆外科医院院长。曾先后获国家和军队科技进步一、二等奖15项，首届何梁何利基金奖、陈嘉庚医学科学奖、全国侨界十杰、全军医疗保健特殊贡献奖等殊荣。1996年1月被中央军委授予“模范医学专家”荣誉称号。2006年1月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。荣立一等功一次、二等功二次、三等功三次。2010年7月26日，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，通知国际社会，第17606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“吴孟超星”。2012年2月，被评为2011年度感动中国人物。2019年1月14日，吴孟超光荣退休。

游子恋故土 志士爱祖国

　　1922年8月，我出生在福建闽清的小山村。5岁时，我和弟弟跟随母亲到马来西亚投奔父亲，一家人终获团聚。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。我家比较穷，我又是老大，自然主动承担家里的劳动，割过橡胶，做过米粉。因为父母知道知识可以改变命运，可以帮我们走出困境，所以无论多穷都咬牙坚持供我们上学。在念初中的时候，我上午割橡胶，下午念书，协助父亲撑起这个家。我用功读书，刻苦学习，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。而正是在那段时间，我把割胶刀玩得飞舞，这就算是最早的“手术训练”。

　　我们学校是孙中山先生题词的光华中学，光华中学是华人办的学校，没有高中，所以我就只能念到初中毕业。如果要读高中就必须去外国人办的学校，因为在光华中学受到了先进思想的教育，对共产党很信任，知道祖国正在抗战，所以我初中毕业就想回国，不想在外面念书了。

　　1939年初中毕业时，根据当地习俗，我作为班长要筹划同学们聚会一下，这个聚会的钱是大家出。我就跟大家商量，能不能不聚餐了，把这钱寄到延安给国内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，大家一致同意这个建议。我们又积极地组织募捐，把聚会和募捐的钱收集起来，通过当时的华侨侨领陈嘉庚先生寄到延安。后来等到我们毕业要走的时候，也就是我要回国的时候，学校收到了毛泽东、朱德的电报，意思是感谢我们，收到这个钱了。哇！这样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。那封感谢电报深深地烙在了我心里，成为照耀指引我一生的红色星火。

　　接到电报以后，我就干脆回国！到延安找共产党，上前线去抗日！这是我当时最迫切的愿望。这年我18岁，离开父母家人，独自一人回国，没想到竟然是与父母的永别。从马来西亚出发，几经辗转，历时约一个月才踏上祖国的大地。

　　先从马来西亚坐船到新加坡，接着到越南西贡过海关，再到胡志明市办签证。令人至今难忘的是，当时越南西贡海关负责验关的工作人员是法国殖民者，要求我们在护照上按手印，而欧美旅客只需签字。我当时质问验关员：我们会英文，会中文，为什么不让我们签名？结果得到的回答是：黄种人签什么字？你们是“东亚病夫”！西方“文明”人吼出的这句话刺痛了我的民族自尊心，对中华民族的歧视和侮辱让我深深体会到西方“文明”是有色的傲慢而已！“国家不强盛，咱们的腰杆就不硬！”落后就要挨打，更坚定了我参加抗日救国，为中华民族争气的理想。

　　办完签证后需要改坐小火车转到越南河内，接着一路颠簸到云南河口入境，然后到达昆明。本打算从昆明去往延安，结果到了昆明以后，碰到老同学。我向他们征求意见，他们劝我说，你晓得延安在哪里吗？这是很远的，搞不好中间经过日军占领的地方，可能有生命危险。我知道昆明到延安是很远，但延安精神一直强有力地吸引着我，回国就是为了参加抗日活动。最后由于去不成延安，经过考虑，只能留在昆明求学，好好念书，决心以读书救国。

　　医学路漫漫 缘遇裘恩师

　　我回国以后该念高中，当时报考了同济大学附属中学，但没有考取。我考中了云南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，但那时候上学要选择名校，同济大学附属中学是上海搬过去的名校，我就去找同济大学附属中学的一个老师，他介绍我去见曹礼吾校长，我说了自己的情况和愿望：“我从马来西亚回来，考同济大学附属中学没有考取，希望能让我在你们学校借读。”曹礼吾校长一听，毫不犹豫马上就答应说：“你可以来借读。”我特别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，满怀感激地勤奋读书，这样借读念了半年，后来我转正了。

　　高中毕业时，我原想考同济大学有名的工学院，结果我的同班同学——日后的妻子吴佩煜一听我要考工学院，就劝我还是念医科好。因为她考医学院，所以后来我就改念医科了。1943年秋天，我考取德国人创办的同济大学医学院，成为医学前期学生（当时同济大学医学分为医学前期和后期，前期学习主要打基础，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后期学习临床及各项具体医技），也有幸成为“中国外科之父”裘法祖的学生。

　　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，国民党军统特务控制了昆明，开始迫害要求民主的进步知名人士。1946年，闻一多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，作《最后一次演讲》的爱国主义报告，我们学生都去听报告了。报告完了，下午5点钟闻一多走路回家，他家离云南大学大礼堂很近，走到家门口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。我们马上就大游行，搞得很厉害。李公朴、闻一多先生接连被国民党特务暗杀，那个时候我对国民党恨透了！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火炬燃烧得更旺了！

　　1946年，同济大学搬回上海，我在昆明拼命打工两个月，终于赚到一张机票钱，飞往上海。

　　1949年，我在同济大学毕业了。但是在毕业考试时，我平时学得最认真的外科只考了65分，而小儿科的成绩却是95分。按当时惯例，哪科成绩考得好，就会被分配到相应的科室去工作。而且，对身高只有1.62米的我来说，想做外科医生，确实有点“痴心妄想”。当我拿着小儿科的报到通知书去找教导主任，说想去外科时，负责分配的主任说：“你也不看看自己的个子，能做什么外科？再说了，就你的成绩，当外科医生是不是不太合适？”当时我特别不服气，不把一次失败就看成终结。暗自下决心，我一定要做外科医生，而且还要做个最好的外科医生！

　　同年8月，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（即后来的第二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）在社会上公开招聘医生，我前去应聘，最终以自信和真诚打动了主考官，当上外科医生。

　　1954年，裘法祖老师受聘为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兼职教授，我再次成为他的学生，有缘再学裘老师的医术和医道。

　　1956年3月，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5月，如愿参军入伍。

　　1956年我成为主治医生，开始独立工作，在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我的手术水平大有长进。但觉得光做个普通“开刀匠”还不够，到底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呢？裘法祖老师说：“现在肝脏外科还不行，中国还没有人专门搞。”当年我国肝癌患者占全世界的40%，但国内肝胆外科却是一片空白。这时，我确立了肝脏主攻方向。

　　每当我回忆起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时的情景，仍然不由自主地感慨：“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国，我也许会很有钱，但不会有我的事业；如果不在人民军队，我可能是个医生，但不会有我的今天；如果不是在党组织，我可能会做个好人，但不会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分子。”

　　口述：吴孟超

　　采访整理：陈青、张鹏